对于老年人、白人和西方社会学历低的人等群体来说,进步的思潮颠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观,摧毁了他们习惯的社会阶级和地位特权。由此产生的愤怒驱使他们成为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政党的追随者。

作者|黄翔

近年来,欧洲和美国的极右民粹主义迅速崛起并获得势头。在美国,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总统;在英国,2016年公投投票决定脱离欧盟;在欧洲大陆,极右翼政党在许多国家议会中的席位迅速增加,极右翼政客如法国的马林·勒庞(marine le pen)、奥地利的诺贝特·霍夫尔(norbert hoffer)和荷兰的吉尔特·怀尔德(geert wilders)都成为受欢迎的政治人物,这对欧洲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普遍接受的解释是,经济不平等是极右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随着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制造业的衰落,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工会的衰落和社会福利的收缩,大量底层民众入不敷出,缺乏安全感,对主流政治精英充满怨恨,极容易接受鼓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欧盟和移民的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政党的动员,认为外国“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财富、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

另一种观点是,仅仅出于经济原因解释极端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不够的。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今西方社会对进步文化变革的反应。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经历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普遍主义、多元化、环保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左派进步思想方兴未艾。像绿党这样的左翼政党已经在许多国家出现。然而,对于老年人、白人和西方社会中学历低的人等群体来说,进步的思潮颠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观,摧毁了他们习惯的社会阶级和地位特权。由此产生的愤怒驱使他们成为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政党的追随者。

以上两种解释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经济不平等造成的不安全会刺激和加强对传统价值观的认识和对进步文化变革的敌意。然而,哪个因素更重要,经济还是文化?美国政治学者皮帕·诺里斯和英国葛哈德所著的《文化反应:特朗普、英国退出欧盟和威权民粹主义》一书。通过对欧美人口结构和政党政治的深入调查,得出以下结论:文化因素是极右民粹主义的主要驱动力,基于经济理念的传统政党“左”和“右”分裂在今天已经被民粹主义和普遍自由主义的文化分裂所取代。

什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反对主流精英,认为普通人比主流精英更有美德和智慧,对大公司、富人阶层、职业政治家和大学知识分子等强势群体充满怀疑和怨恨。第二种是威权主义,它追随魅力四射的领导人,支持简单多数决定的直接民主(如全民公决),反对强调权力制衡和保护少数群体的代议制民主。第三是仇外民族主义,它主张“人民”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国家应该排斥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移民,提倡单一文化而不是多元文化,国家利益高于国际合作。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竞选策略是煽动民粹主义。他成功地利用和煽动了种族仇恨、对多元文化的不容忍、孤立主义、对局外人的不信任、对妇女的歧视、对穆斯林的仇恨、对政治强人的向往和对失去荣耀的怀念。今天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家也是相似的。

为什么民粹主义一度被长期边缘化,如今却能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中强势崛起?公众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掌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黑人前总统奥巴马激起了许多白人的种族仇恨。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因为许多支持退出欧盟的选民不知道这一决定将如何损害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相应的因果解释。两位作者指出,虽然每一种解释都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只是基于一个特定国家的内部事务,无法解释为什么民粹主义近年来在几个西方国家能够并行推进,因此需要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进行宏观解释。

通过国际比较数据研究,两位作者确认经济不平等是欧美国家民粹主义政治兴起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在西欧国家,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占失业、工人和低教育群体的很大比例。然而,一个国家的极右党派的选票和该国的失业率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高失业率并不意味着极右党派的高选票。在一些欧洲国家,如经济最平等、社会福利最完善、人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瑞典和丹麦,民粹主义政党也非常强大。这显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此外,欧洲国家极右政党的经济概念也大相径庭。德国共和党、英国独立党和瑞士人民党倡导市场经济,而保加利亚的阿塔卡联盟(Ataka League)和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则支持国家干预经济。

与经济解释不同,文化解释主要解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兴起,这是欧美国家一些怀旧选民对20世纪后期西方文化价值观转变的抵制和反应。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后唯物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巨大转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西方社会对性的态度越来越多样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同性婚姻以及多变的性身份都得到社会的认可。例如,对移民、外国人、外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态度往往是多元的。另一个例子是注意环境保护,提倡素食主义。等等。在政治领域,绿党和其他新左翼政党应运而生。在许多欧洲国家,倡导生态平衡和和平主义的绿党曾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

然而,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也引起了坚持传统价值观的保守团体的恐惧和反对。

几个重要因素与价值观密切相关。一个是年龄。人类价值观主要形成于童年和青春期。在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的背景下长大的老一代人是在不安全的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对社会变革持抵制态度。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繁荣社会中成长的年轻一代面对社会变革并不缺乏安全感,因此他们思想开放,追求多样化。第二,性别,知识经济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妇女的作用和地位。传统的大男人重男轻女的价值观已经逐渐被追求男女平等和婚姻多样性的女权主义思想所取代。与此同时,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第三是教育水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容易适应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而受过较低教育的人更难适应和接受。第四,宗教。宗教越是局限于个人信仰的精神领域,它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就越少,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就越有可能发生和实现。

最后一个因素是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容忍程度。这是导致当今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近几十年来,移民到欧洲和美国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大量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同时大量中美洲难民在美国寻求庇护。这在欧洲和美国都激起了强烈的仇外心理和种族歧视浪潮,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来限制和阻碍移民和难民。这不仅导致了许多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政党的崛起,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对欧盟的离心倾向。这是因为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边境管制相当宽松。欧洲联盟授予并保障欧洲联盟公民和永久居民自由国内流动的统一权利,包括出入境权、居住权、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英国离开欧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推行独立的移民政策,阻止移民不受阻碍地从其他欧盟国家进入英国。

在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两位作者证实了上述五个文化因素确实是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老年人、男性、学历低的人、制度化宗教的参与者和大多数处于不太多样化环境中的少数民族成员的五个指标可以一致地描述欧洲和美国民粹主义支持者的特征。然而,经济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差距并不是一个一致的指标。例如,小企业主和零售商,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比缺乏技术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收入工人更支持民粹主义。例如,尽管农村居民,主要是白人,相对富裕,但他们比生活贫困、有不同种族的内城居民更支持民粹主义。

这并不是排除经济因素对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性,而是仅仅表明经济因素不是决定性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文化因素。艰难生活带来的不安全感和挫折感将强化坚持传统价值观的保守心态,成为支持民粹主义的催化剂。

在判断民粹主义的价值时,两位作者采取了分裂的态度。他们认为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有可能纠正西方国家自由民主的一些弊端。民粹主义运动可以传达基层民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凸显主流政治家忽视的一些现实问题,从而防止民主制度退化为精英主导的等级制度。

然而,民粹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民粹主义总是与威权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政治强人、社会不容忍和非法治治理打开大门,破坏了作为自由民主制度基础的权力分立、程序正义和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原则。

在美国,特朗普对民主的破坏极其严重。他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支持使得美国三k党、新纳粹和其他历史渣滓重新出现并变得引人注目。他滥用行政权力,包括指示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拒绝国会传票,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以及派遣军队到美墨边境修复隔离墙,严重侵犯了国会权力。他与基督教保守派的联盟加强了反堕胎团体。几个保守的共和党控制的州相继出台了反堕胎法,试图挑战最高法院1973年关于妇女堕胎权是宪法权利的“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由于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等极右政党的先例,美国对特朗普的威权民粹主义政治缺乏免疫力。

在欧洲,尽管民粹主义运动具有威胁性,但它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尚未达到令人心碎的程度。

2015年,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宣布开放边境,允许数十万难民进入德国。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特别是2015年和2016年爆发的跨世纪性侵犯,刺激了仇外民粹主义的兴起。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Choice Party)两年后成为德国大选的第三大政党,改变了自二战以来从未在议会占有席位的极右翼政党的边缘地位。然而,德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单一的移民因素,因此它并没有对政治制度构成全面的挑战。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德国的稳定是欧洲稳定的有力保证。

在今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党派的崛起成为一个显著特征。例如,法国极右翼政党“民族联盟”以约23%的国内支持率领先于由马克龙总统领导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后者的国内支持率约为21%。然而,专注于加强欧盟的政党在欧洲议会中占有近三分之二的席位。换句话说,欧洲的主流政治没有被民粹主义所俘获。美国和欧洲独裁民粹主义的不同情况是当前美国和欧洲之间裂痕急剧扩大的根本原因。

从长远来看,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后唯物主义”文化价值转型能否继续推进。曾几何时,舆论普遍认为,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使“后唯物主义”的文化价值转化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信息的碎片化,导致“后真相时代”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温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极大地加强了威权领导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如果人工智能意味着许多人不再有稳定的工作,并且缺乏体面工作所提供的安全感和尊严感,那么他们就无法抵御独裁民粹主义的诱惑。科技进步是否会逆转“后唯物主义”的文化价值转化,是本世纪欧美乃至世界社会发展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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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

独立学者,高级媒体人员,

他现在住在美国,是《美国裂变》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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